于光元（1899—1991），山东省烟台市人，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、皮肤病学专家、一级教授，我国皮肤病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。1921年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，1925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。于光元先后任教于奉天医科大学、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、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、兰州大学医学院、同济大学医学院、中美医院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、同济医科大学。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四届湖北省政协委员，上海市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，中华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理事，湖北省及武汉市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，《中华皮肤科杂志》副主编等要职。

在教学当中，于光元是一位不折不扣的“严师”。他的学生郑茂荣回忆道：“别的医生告诉我，于教授会提问你，如果答不出来，他会骂人，还会打人。我听了有点紧张，也有点害怕。所以，每次病例讨论前，我都提前看一下有关材料。可我很少能知道于教授第二天会提问些什么。我就要求自己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听。每次于教授提问刚才那个医生讲什么，我总希望能完整复述出来。我见过他真的会打人，也会骂人。对不专心的年轻医生， 他批评非常严厉……”于光元有个特点：让学生复述病例报告中患者的籍贯、年龄或者疾病期等问题，有时还问病的英文名是什么，俄文名是什么。在郑茂荣看来，这是于光元让学生凝神听课的一种技巧。“他常常能察觉到谁思想在开小差，时刻注意你，就怕你不认真、不努力。”郑茂荣很小心、也很认真，但还是被严厉的于光元教授抓到一次。“有一次他讲病例，我眼睛飘向窗外，溜号了。于教授发现后很生气，怒气冲冲地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恰巧我蒙对了。于教授的目光瞬间转变得温和起来，笑着说我狡猾。至今教授这一怒一笑的样子，仿佛就在昨日。”

如果说于光元对学生可用严慈相济来定位的话，那么，他对病人只剩下了慈。郑茂荣说：“他待病人特别和蔼可亲，不管多么脏、臭的病人他都会又问、又摸、又闻。我记得他有一部进口的照相机，每次遇到复杂的病例，他都会拍照留存，详细记录，各种病例他都要认真地对待……”

于光元不仅言教，更着重身教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医学专家吴绍熙曾受益于于光元，他在《伟大的皮肤科——忆于光元教授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他（于光元）说，皮肤科医生一定要有内科基础，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鉴别诊断，从而作出适当治疗。真是伟大的皮肤科！这些话对我们皮肤科的年轻人，胜似一贴稳定剂。” 吴绍熙还说：“1954年夏，淮河流域水灾，我参加皖北防汛救灾医疗队，看到很多灾民由于没有粮食，以野菜果腹，结果发生很多灰菜-日光皮炎。由于自己治疗知识有限，写信请教于教授。于教授提出了‘藜-日光皮炎’的诊断和治疗方法，最后总结并发表了我国最早的“植物—日光皮炎”（论文）。于教授这种善于总结的精神，让我获益不少。”吴绍熙还提到了一次皮肤科临床病例讨论会后的一个细节：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刊登了“雅司近关节结节”一文，其中就包含于光元本人讲述的一个病例。

于光元教授非常关心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皮肤病的研究。1950年代，他就制定了预约麻风病人来科门诊的制度，对他们不恐惧，不歧视，除结合临床检查进行教学外，对麻风杆菌和麻风菌素试验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资料积累。1960年代，他率先在全国开展光感性皮肤病发病机制的研究，并取得了可喜成果。他领导建立了皮肤组织病理学、真菌学、皮肤生化学等实验室，数十年来积累了皮肤组织病理、真菌病及光感性皮肤病等可贵资料。

教学以外，于光元的治学研究与实践也在国内外有深远的影响。他擅长皮肤病学，尤其是对皮肤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独特的见解，且在药理学、药物学上亦有较高的造诣。他早年和世界著名药理学家柯希尼教授和伊博恩教授一起，潜心从事药理学的研究，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表了《洋地黄与同属药物作用的比较》《亚硝酸戊脂药理作用的比较》等重要文章。作为中国代表，他于1957年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11届国际皮肤科学术会议，会上他宣读的“日光性皮炎”论文受到与会专家的赞誉。他主持的“核黄素缺乏病的组织病理研究”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，该项研究在世界上属于领先水平。他还担任《大众医学》主编，发表了很多有关麻风、皮肤病及性病的科普文章。与此同时，于光元还翻译了许多医学著作，如英译中的《博氏耳鼻咽喉科学》《卜狄二氏药物学详要》《爱柯二氏实验药理学》，俄译中的《癣病霉菌病》，主校俄译中卡塔梅舍夫主编的《皮肤病学》。他先后著有《皮肤病及性病学》《麻风病学》《职业性疾病和工业性疾病》《皮肤病学》（中级医师全国试用教材）等著作，对我国药理学和皮肤病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突出的贡献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82岁高龄的他依然组织并主译和主审了《安德鲁士皮肤病——临床皮肤病学》第6版和第7版，为我国皮肤病学留下宝贵的财富。

于光元一生不论是为师还是为医，都兢兢业业、恪尽职守，是立德树人的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