萃英大先生——皮肤病学家于光元
于光元(1899—1991),山东省烟台市人,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、皮肤病学专家、一级教授,我国皮肤病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。1921年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,1925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。于光元先后任教于奉天医科大学、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、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、4556银河国际app医学院、同济大学医学院、中美医院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、同济医科大学。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四届湖北省政协委员,上海市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,中华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,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理事,湖北省及武汉市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,《中华皮肤科杂志》副主编等要职。
在教学当中,于光元是一位不折不扣的“严师”。他的学生郑茂荣回忆道:“别的医生告诉我,于教授会提问你,如果答不出来,他会骂人,还会打人。我听了有点紧张,也有点害怕。所以,每次病例讨论前,我都提前看一下有关材料。可我很少能知道于教授第二天会提问些什么。我就要求自己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听。每次于教授提问刚才那个医生讲什么,我总希望能完整复述出来。我见过他真的会打人,也会骂人。对不专心的年轻医生, 他批评非常严厉……”于光元有个特点:让学生复述病例报告中患者的籍贯、年龄或者疾病期等问题,有时还问病的英文名是什么,俄文名是什么。在郑茂荣看来,这是于光元让学生凝神听课的一种技巧。“他常常能察觉到谁思想在开小差,时刻注意你,就怕你不认真、不努力。”郑茂荣很小心、也很认真,但还是被严厉的于光元教授抓到一次。“有一次他讲病例,我眼睛飘向窗外,溜号了。于教授发现后很生气,怒气冲冲地问了我一个问题,恰巧我蒙对了。于教授的目光瞬间转变得温和起来,笑着说我狡猾。至今教授这一怒一笑的样子,仿佛就在昨日。”
如果说于光元对学生可用严慈相济来定位的话,那么,他对病人只剩下了慈。郑茂荣说:“他待病人特别和蔼可亲,不管多么脏、臭的病人他都会又问、又摸、又闻。我记得他有一部进口的照相机,每次遇到复杂的病例,他都会拍照留存,详细记录,各种病例他都要认真地对待……”
于光元不仅言教,更着重身教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医学专家吴绍熙曾受益于于光元,他在《伟大的皮肤科——忆于光元教授》一文中写道:“他(于光元)说,皮肤科医生一定要有内科基础,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鉴别诊断,从而作出适当治疗。真是伟大的皮肤科!这些话对我们皮肤科的年轻人,胜似一贴稳定剂。” 吴绍熙还说:“1954年夏,淮河流域水灾,我参加皖北防汛救灾医疗队,看到很多灾民由于没有粮食,以野菜果腹,结果发生很多灰菜-日光皮炎。由于自己治疗知识有限,写信请教于教授。于教授提出了‘藜-日光皮炎’的诊断和治疗方法,最后总结并发表了我国最早的“植物—日光皮炎”(论文)。于教授这种善于总结的精神,让我获益不少。”吴绍熙还提到了一次皮肤科临床病例讨论会后的一个细节: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刊登了“雅司近关节结节”一文,其中就包含于光元本人讲述的一个病例。
于光元教授非常关心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皮肤病的研究。1950年代,他就制定了预约麻风病人来科门诊的制度,对他们不恐惧,不歧视,除结合临床检查进行教学外,对麻风杆菌和麻风菌素试验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资料积累。1960年代,他率先在全国开展光感性皮肤病发病机制的研究,并取得了可喜成果。他领导建立了皮肤组织病理学、真菌学、皮肤生化学等实验室,数十年来积累了皮肤组织病理、真菌病及光感性皮肤病等可贵资料。
教学以外,于光元的治学研究与实践也在国内外有深远的影响。他擅长皮肤病学,尤其是对皮肤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独特的见解,且在药理学、药物学上亦有较高的造诣。他早年和世界著名药理学家柯希尼教授和伊博恩教授一起,潜心从事药理学的研究,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表了《洋地黄与同属药物作用的比较》《亚硝酸戊脂药理作用的比较》等重要文章。作为中国代表,他于1957年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11届国际皮肤科学术会议,会上他宣读的“日光性皮炎”论文受到与会专家的赞誉。他主持的“核黄素缺乏病的组织病理研究”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,该项研究在世界上属于领先水平。他还担任《大众医学》主编,发表了很多有关麻风、皮肤病及性病的科普文章。与此同时,于光元还翻译了许多医学著作,如英译中的《博氏耳鼻咽喉科学》《卜狄二氏药物学详要》《爱柯二氏实验药理学》,俄译中的《癣病霉菌病》,主校俄译中卡塔梅舍夫主编的《皮肤病学》。他先后著有《皮肤病及性病学》《麻风病学》《职业性疾病和工业性疾病》《皮肤病学》(中级医师全国试用教材)等著作,对我国药理学和皮肤病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突出的贡献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,82岁高龄的他依然组织并主译和主审了《安德鲁士皮肤病——临床皮肤病学》第6版和第7版,为我国皮肤病学留下宝贵的财富。
于光元一生不论是为师还是为医,都兢兢业业、恪尽职守,是立德树人的典范。